趙曉：「30-30異象」是普世宣教關鍵一環

趙曉：「30-30異象」是普世宣教關鍵一環

續：《趙曉：中國正經歷史無前例的十字架變革》

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趙曉博士日前在洛杉磯題演講中提出2030年中國實現達到30%的基督徒成長的異象。他指出實現「30-30異象」是中國承接普世宣教最後一棒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的關鍵一環，關乎著屬靈大決戰的成敗。

此次主題為「偉大的復興在召喚：十字架變革在中國」演講特會由南加州華人全福會主辦，洛杉磯台福基督教會協辦。

演講會上，趙曉博士多次反復強調了「30-30異象」的重大意義。他認為「30-30異象」不僅關乎中國的未來，亦關乎整個神的國度的擴展。「因為，中國唯有自己先復興起來，才能成為宣教的中國，完成普世宣教的最後一環；而『30-30異象』是中國復興的方向。」

趙曉博士看見處在十字架變革的中國正迎來「新的復興」，他表示這個大復興的結果就是到2030年中國大陸基督徒人口的比例增長至30%以上。

說到這裡，不少人會有疑問，當今中國的基督徒比例到底有多少？距離「30-30異象」還有多長的距離？趙曉博士引用宣教組織「亞洲豐收」經過長期縝密的調查所取得的數據結果，「截至2010年末，中國基督徒人數約一億五百萬，佔中國總人口7.7%。」

他認為「亞洲豐收」的數據較為可靠，接近五年前中國社會科學院調查所得出的中國基督徒總人數八千萬的結果。

趙曉博士說，倘若「30-30異象」順利成就，將是對中國莫大的祝福，這意味著中國將結束幾千年的屬靈黑夜，迎來屬靈的白天。那個時候，中國將更加富強，社會變得更加和諧穩定。

趙曉博士又進一步指出，中國大陸的轉化和中華民族的轉化是密切相關的，因為神不僅賜福中國人，同時亦賜福全球的所有華人。

正如很多人看到的那樣，神不僅興旺中國大陸的教會，世界各地只要有華人的地方，教會都共同興旺發展。因此趙曉博士相信神的旨意乃是讓中國大陸的教會與各地海外華人教會合力完成普世宣教最後一環。

說到海外華人教會在普世宣教扮演的角色，趙曉博士指出了東南亞華人基督徒在福音傳回耶路撒冷運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趙曉博士表示，福音從中國傳回耶路撒冷有兩條路線。一條是古代的絲綢之路，另一條是古代海上的香料之路。香料之路就是把香料從東南亞海島諸國運送到中東及歐洲地區。

當今大部分的東南亞海島是回教國家，倘若東南亞各國能夠被基督教轉化，它們將藉著香料之路影響中東回教地區的福音轉化。誰來承擔東南亞轉化的重任呢？趙曉博士認為非當地的華人基督徒莫屬。

趙曉博士發現華人在東南亞各國都占較高的比重，而東南亞的華人信主比例又非常的高。因此他深信華人基督徒會點燃屬靈復興之火，帶動整個東南亞地區的轉化。正如以賽亞書42章10節經文：「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島和其上的居民，都當向耶和華唱新歌，從地極讚美祂。」

接著，趙曉博士又把話題轉回中國大陸的「30-30異象」。他說，增長迅速的回教勢力是阻撓福音運動發展的最大敵人。倘若「30-30異象」得以落實，將使中國變成真正的宣教大國、普世宣教的中流砥柱，最終打贏屬靈的大決戰。

因此，趙曉博士重申中國的十字架轉化是關懷國度的大事，而生活在今天的人們將有幸目睹中國轉化、神州歸神的歷史性一幕。

中國教會的發展面臨諸多挑戰，並非一蹴而就。要如何推動實現「30-30異象」？請繼續關注下篇文章：《趙曉：職場宣教在成就「30-30異象」扮演的重要角色》。

梁燕城博士：中華神學的方向

http://ca.gospelherald.com/news/edu_615.htm#.UZlwJHy9KSN

基督日報 - 梁燕城博士：中華神學的方向

作者：梁燕城博士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創辦人及院長、《文化中國》學術季刊總編輯

編案：「教會中的華人文化，去或留？」重點在我們如何面對基督信仰落實於華人教會，歷經二百多年所凝聚的许多不同的行為傳統，棄之、保之又或更新之？梁燕城教授為此期提出了一個討論的方向，就是以建構「中華神學」作為華人教會信仰反省、深化、落實的前提，期待中華民族能真正擁有建基在華人文化中的福音信仰。

中國基督新教發展到第三世紀，當是進行深入神學反思的年代，若要生根中國，必須以中國思維方法，及以中國處境來消化及架構《聖經》真理。這稱為中華神學。

何謂中華神學？在探討之時，應先區分出基督信仰核心真理和價值與基督教文化傳統，所謂基督信仰核心真理和價值，是指基督教《聖經》的基本信仰是神的啟示，其內容核心是宇宙有一位無限完美、公義慈愛而有性情位格的神，祂創造天地與人，人用自由選擇了與神隔離，產生了罪的狀態，而形成人間的衝突和痛苦，神道成肉身成為耶穌基督，最後被釘死十字架，承受人類苦與罪，而後復活，帶給人救贖，有永生的盼望，因祂的復活，使天國的博愛與美善在地上出現，但要待基督再來，才全面建造新天新地，這是信仰的核心理念，是基督教的普世性真理。至於基督教文化傳統並非普世真理，只是對普世真理的文化詮釋。

自教會建立以後，信仰傳到不同的文化，就會遇到不同文化的人問的問題，按文化獨特的思維和處境，來建立其神學，因而產生了基督教的文化傳統。在印度（India）、中東、歐、美均有基督教文化傳統，由於信仰最早傳入希臘羅馬文化中，為了回應希臘羅馬人所提的問題，產生了西方神學的反省，經過幾百年與西方文化的交融，終成功生根於西方文化之中，成為歐、美文化的泉源，目前基督教文化以歐、美的傳統最為龐大及最有代表性。歐、美基督教傳統當然十分偉大，但必須認清，這是基督教真理的西方文化詮釋，不等如是基督教核心的普世真理。

基督教最初傳入中國的時候，是一種西方神學所建構的基督教。西方神學是回應西方文化中的問題而開始，例如三位一體、基督論等都是為了回應希臘羅馬文化的問題而產生的，當代神學則依傳統課題去回應近代啟蒙運動的理性思想，及二十世紀以來如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漢斯．喬治．伽德默（HansGeog Gadamer）、尤爾根．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雅克．德理達（Jacques Derrida）及琼．弗朗科斯．李歐塔（Jean Francois Lyotard）等對神學的挑戰。但當傳教者將一些西方文化的思想結論帶入中國的時候，往往會發覺這些問題並不是中國人感興趣的問題。

對中國人來說，由於文化的背景，他教的看法們對基督會有不同的神學思考。當中國基督徒接受了基督信仰核心價值後，嘗試從中國文化的思維方法，按中國處境去作神學反思，用中國人的心靈去消化和架構《聖經》的真理，建立的神學結構，可稱之為中華神學。在這創建過程中，必須保持福音核心內涵，才會使作中國思維反思時維持基督教的特性。

中華神學不同本色化（indigenization）思想，梁家麟提到本色化的討論主要圍繞如何使基督教信仰能在一個非基督教的文化中傳播、發展和生根，但往往割斷了基督教的傳統。【1】這觀點有一定的洞見，表明了本色化有可能為了遷就文化，扭曲了信仰。但梁家麟的看法只論到表層的問題，因為他說的基督教傳統，不等如是基督教的核心真理和價值，這傳統只是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神學，原是基督教在西方的本色化。

更深層的問題，是用本色化一詞，已先假定一套西方的基督教傳統，為了向中國人傳福音，就要將西方基督教來本色化，這當然會扭曲或割斷西方傳統了，後果就變成不倫不類。恰當的做法，是先走出西方思維所架構的基督教文化，回到《聖經》原始的信仰核心價值，再以中國的思維方式來重構神學思想，那就是中華神學。

中華神學不同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思想，因為處境化有時譯為語境化，《聖經》為神的話語，是普遍的真理，但這話如何能溝通傳遞給不同文化和語言處境中的人呢？迪安．弗萊明（Dean Flemming）定義處境化為：「福音進入一具體歷史文化處境中的活力而完整的過程，處境界定為各種不同的界限；如區域、種族、文化、語言、族裔、社會及經濟狀態、政治結構、教育、性別、年齡、宗教和神學的傳統，世界觀和價值（即受眾的『生活世界』）。」【2】這觀點是從宣教意義上，為了傳福音之目的而作的思想，中華神學則認為《聖經》的核心真理進入中國，不單為了方便處境而反省，且須進一步以神學反思為主軸，尋求對中國文化有深度的理解，再融會而後建立的，是為中華神學。這不只是為了宣教或護教，卻是一深刻的神學建設。

中華神學不同漢語神學，雖然兩者都是回應中國大陸基督教的興起而作的努力，大家方向很接近，漢語神學中有些神學創作也是中華神學定義下的作品。主要分別在漢語一詞的語境性太重，而未能表達中國文、史、哲、藝的深度反思，而其出版的著作很多是神學與西方當代最高的哲學對話，包括很多西方神學的翻譯，誠然貢獻很大，但那是用漢語去討論西方神學，卻不是立根於中國哲學與文化的神學反思。

中華神學不同歸正神學，歸正神學來自改革宗神學，亦即加爾文派神學，由於加爾文用非常清晰的邏輯系統表達神學，其後加爾文主義利用歐洲啟蒙運動的理性方式，將《聖經》語句放在命題真理的系統中，建立《聖經》真理。這種神學的優點是清楚地將《聖經》作理性化處理，真理系統簡明而高超，但其方法論結合並非來自《聖經》的啟蒙運動思想，把基督教變成一套抽象冷硬的命題系統，很易忽視了信仰作為一種豐富生命的內涵與情懷。由於其思維結構是純近代西方的，難了解中國思維方法及心靈情調，而容易被中國人視為傲慢自大。中華神學嚴格持守福音真理，但並不陷入啟蒙運動式的抽象真理中，卻強調用中國文化的思維和理念去構作《聖經》真理，並由此可進人中國人心靈深處而生根中國。

中華神學正視中國的思維方法，中國不重抽象性的邏輯推論，卻重具體的、可通過修養去體驗的真理，也重整體性和關係性的思維。中國神學反省，必須能運用中國的思維方法和特有理念，去建造中國基督教的神學。

中華神學反思中國人所提的焦點神學問題，七十年代新儒學大師的掌門弟子蔡仁厚就曾提出儒家與基督教的八大焦點問題，就完全與西方神學不同，當年除了周聯華牧師回答外，本人就提出一個不同西方的，具中國特色的神學理念和結構去回答，後來編成《會通與轉化》一書，是基督教與唐君毅及牟宗三等新儒學的第一次對話，【3】也是一次中華神學反思的嘗試。

中華神學正面面對儒、釋、道思想提出的問題，反思從中國思維來作神學的正面回答，絕不迴避，也不會簡化地將問題放入西方框架來處理。如儒家很重視道德良知，這種道德良知是否能夠令人得救呢？若不能夠，是甚麼原因呢？儒家的聖人、道家的至人、真人，佛家的佛與菩薩，都屬肉身成道，這與道成肉身的基督有何異同？又中國文化主流以性善論為本，對於基督教中罪的觀念相當抗拒，如何以《聖經》真理及中國文化的理念來解釋罪性呢？這些都是中華神學反省的重要焦點課題。

中華神學從《聖經》去反思和處理中國哲學的終極真理問題，例如中國上古經典所描述的「上帝」，中華神學拒絕未經研究就說兩者毫不相同，或未經概念區分就視之為等同，卻要深入探索、消化和辨別。此外中國哲學中的終極真理如太極、太和、天及道等理念，神學須依《聖經》去找尋一些溝通點，統合融會，而又不失去基本信仰立場，關鍵在確立具有性情位格的神。

中華神學須反思佛家的緣起性空與道家的無與無為思想，尋索從基督教《聖經》及神學反省中，理解空與無的定位，在神學上得以貫通和超越佛道哲學。

以上這些方面均是中華神學要思考的問題。這是逃避不了的，若不打通這些思想脈絡，基督教在中國雖然信徒不少，但仍難以生根於中國心靈中。

中國文化不單有高層哲理，也有深入的實踐修養工夫，中華神學須反思中國修養與信仰靈修之異同，並從神學上去詮釋境界與氣功的現象。

上面所論的是對中國哲學與文化的反省。另一個很嚴峻的問題是，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時候是西方對中國迫害得最嚴重之時，因此讓中國人認為宣教士與西方帝國主義是同一陣線的。中國在近二百年救亡圖存，要找尋中華民族的命運，要重新建立自己，基督教神學如何探討中國時代性需要的歷史問題呢？如何以基督教承擔中華民族命運的角度來發展基督教？基督教如何能與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現實相適應呢？亦是中華神學需要深入反思的。

註：

【1】.梁家麟：《徘徊於耶儒之間》（臺北：宇宙光，一九九七年），第四十二至四十三頁。

【2】.Dean Flemming: Contextualization in the New Testament（U.S.A.: IVPAcademic, 2005）,p.20.

【3】.蔡仁厚、周聯華、梁燕城：《會通與轉化》（台北：宇宙光，一九八四年）。

本文轉載自《今日華人教會》2013年2月刊